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需要突破三重障碍。一是体制障碍，即宏观层面的“体制与结构”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关键是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二是管理障碍，即中观层面的“组织与管理”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处理学术与行政的关系，关键是落实基层学术组织（院、系、研究所）自治权。三是技术障碍，即微观层面的“知识与课程”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关键是推进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其中，技术突破和管理突破以体制突破为前提。在外部体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大学改革，很难取得应有成效，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组织的能动性。即使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大学组织依然可以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一、体制突破：大学外部治理的变革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第一重障碍是体制与结构。学科是大学的细胞，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以学科为基础。但建设一流学科却是以体制变革为前提的。中国以往的重点大学建设政策之所以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是因为我们只限于科研和学科本身的改革，回避了大学组织与管理的改造和建设。大学组织和管理的变革又受制于宏观的政治-社会结构，在宏观体制与结构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教学、科研改革，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效。体制问题的核心是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是扩大和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为此，亟需在体制层面实现四大变革：
资源配置模式变革。要破除身份固化、激活大学活力，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必须做战略性调整，要由国家中心模式向市场导向模式转变。
编制管理模式变革。要推进“双一流”建设，大学编制管理必须进行重大变革，要由政府控编走向院校控编。事实上，在实行“综合定额+专项补助”的拨款模式后，大学获得的拨款数量早已与编制数量脱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也应当淡化编制数量管理，最终应取消所有大学的事业编制，扩大和落实大学用人自主权。
会计制度变革。推进“双一流”建设，必须建立适合大学的会计制度，尊重大学组织的独特性。首先，必须重新定义大学的财政属性。大学既不同于政府机构，也不同于企业，它是非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其次，作为公益机构Ⅱ类，大学经费来源应该多元化。政府应该通过税收政策改革，增加学校投资性收入和捐赠收入。第三，要建立有市场竞争力的教师薪酬体系。政府应该尊重大学财政自主权，应该取消对大学人员经费总盘的控制，大大增加人员经费在学校总经费中的占比。第四，建立科研经费全成本核算机制。政府应该为大学提供充足而灵活的科研经费，改变科研经费管理中的“重物轻人”的思想，赋予项目负责人更多的经费自主权，尊重教师的科研劳动，允许他们在科研经费中列支劳务费。
问责制度变革。推进“双一流”建设，首先必须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问责制度也必须做出重大调整，要由政府问责走向社会问责。所谓社会问责，就是在坚持政府问责的前提下，设计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的机制，通过社会参与改进政府问责。“双一流”建设政策明确提出，要积建构社会参与机制。第一，坚持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加快建立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第二，建立健全理事会制度，充分发挥理事会对学校改革发展的咨询、协商、审议、监督功能。第三，积极引入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学校的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
二、管理突破：大学内部治理的转型
管理不一定保证学术水平，但管理不善一定导致失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成长于鼓励竞争，无限制的科学探究，提倡批判、创新的环境中。营造卓越的学术软环境是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必要条件。大学管理问题的核心是学术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关键是落实基层学术组织自治权。“双一流”建设在管理层面亟待解决四个突出问题：
党政关系问题。如何处理党政关系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关键。“双一流”建设政策对此提出改革路径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在当前的情况下，建立大学治理委员会和党委常委会的“双向进入制度”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因为它不仅有利于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而且有利于规范大学中的党政关系。所谓“双向进入制度”，是指党委常委会全体成员集体进入大学治理委员会，大学治理委员会的关键人员进入党委常委会。在此基础上，建立大学治理委员会、校长、院系领导、教师明确的四级责任制。
学术与行政关系。“双一流”建设的关键就是落实基层学术组织自治权。当前落实基层学术组织自治权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试点学院。为了激活学术心脏地带，2011年国务院曾在17所大学启动了“试点学院计划”。这项改革主要通过扩大基层学术组织在教学、科研、管理方面的自主权来激活学术心脏地带。第二，实施PI制。PI制强调以学科逻辑和研究逻辑组建扁平化的学术组织，充分体现基层自治精神。第三，学部制改革。中国大学存在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学院众多、学科碎片化。这种状况不利于学术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学科交叉、不利于资源共享，严重制约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为了降低管理重心、促进学科交叉融合，许多重点大学正在积极探索学部制改革。
院系设置问题。当代大学科研的主要形态是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大学科研不应该只面向学术论文，而应面向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事实上，最近一二十年来，诺贝尔科学奖的成果基本上是应用导向的。“双一流”建设不仅要遵循学科逻辑，在国际可比指标上达到一流；而且要遵循社会需求逻辑，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因此，要瞄准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立足自身的优势和特长，建立跨学科的特色学院。
学术评价问题。“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是建立系统化、常规化的学科国际评估制度。首先必须强调国际标准。对于任何一所一流大学的教师、学生和学科，这种外部的国际标准非常重要。一流大学要在若干学术领域中占有很高的领导地位，一般以世界领先的学者和学科数量来衡量。对于区域领先的高水平大学来说，主要以国内领先的学者和学科数量来衡量。其次，强化评估的诊断功能。外部评审旨在发现制约学科发展的瓶颈以及寻找学科发展的潜力。外界评审也是对外宣传的一种手段，它可以帮助行政领导了解哪些系、项目和教师是最好的。第三，评估常态化。必须优先建立对院系、交叉学科组的评估体制。
这四个方面都是大学内部的组织与管理问题。高水平的管理虽然不是建立和维持世界一流大学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作为底部沉重的组织，为了营造鼓励竞争和自由探索、提倡批判精神和创新氛围，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必须坚持“最低决策原则”，即学术问题“必须由最有资格的人来决策”以及“对相关事务的处理应当在最低层次上做出决定”。凡是院长能够处理的，校长绝不插手；凡是教授能够处理的，院长绝不插手。在此基础上，建立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充分激发大学活力。
三、技术突破：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
作为一个组织及环境的整体模型，大学组织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生产层面、管理层面和制度层面。如果说制度层面相对开放，那么生产层面就相对封闭，管理层面则发挥媒介和沟通作用。对任何组织来说，为了有效运作，生产单位应该尽可能免受环境波动的影响。大学的生产单位是系、所、讲座等基层学术组织，系、所、讲座是围绕学科建立的，其核心技术是教学与科研，其产品是专业与课程。因此，所谓技术突破，是指大学在学科平台上如何创造性地开展教学与科研活动。如洪堡基于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原则引入教学实验室和习明纳就是大学技术层面的重大突破。中国“双一流”建设政策在技术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坚持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推进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主要把握四个方面。
确定优先发展的学科领域。“双一流”建设的首要原则是集中有限的资源打造比较优势。实际上，任何大学不可能所有的学科都是第一。“双一流”建设还要遵循一条补充原则，即同等尊重原则。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平等的，各个学科本身也没有高下之分。同等尊重原则要求我们要用新增加的资源来支持优先发展的学科领域，不能减少对现有学科的支持力度。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要做加法，不要做减法；要做增量改革，不能杀贫济富！从战略规划的角度看，国际上确定优先发展学科领域主要有三条原则：一是学术卓越原则；二是社会需求原则；三是跨学科原则。学科重点建设的一个主要策略就是制定院系规划。
重构专业教育模式。纵观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我们先后经历了三种不同的专业教育。第一种是面向行业的专业教育；第二种是面向学科的专业教育；第三种是面向职场的专业教育。“双一流”建设必须坚持面向职场的专业教育模式，强调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专业实践与创业实践相融合。这种模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 培养目标应该与实际职业相吻合，应该包含相关专业工作需要的能力和核心知识；② 专业课程能够支撑培养目标的达成，应保持课程目标与专业目标的一致性；③ 定期评估目标的达成度，包括学生和社会对目标达成的反馈。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首先必须重构人才培养目标。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包括三方面，即知识探究、能力建设和人格塑造。这些方面体现了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融合；其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必须重视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根据悉尼协定，专业建设主要包括7个方面：生源、培养目标、毕业要求、持续改进、课程体系、教师队伍和支撑条件；第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必须重视教学方式方法的变革。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两种方式；第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还必须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估系统。评估过程应该有学生、行业或企业专家参与，多维度对学生、专业、课程进行持续的评估和改进，以保障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全面性和有效性。
重视课程建设。全球大学教改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淡化专业、强化课程。课程是大学的真正产品，重视课程建设有利于明确教师在维护一流方面的职责。如果我们把大学视为“超市”，学生视为“顾客”，那么专业只是商品分类的柜台，课程才是琳琅满目的“商品”。课程来自于学科，学科通过课程影响专业。课程的规划和设计能力是大学教师乃至一所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大学教改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以专业为基础的课程体系改革。
体制层面的改革主要靠政府，管理层面的变革主要靠学校，技术层面的突破主要靠教师。大学的核心技术应该是关于“大学教师如何教”以及“学生如何学”的问题。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大力促进大学教师的职业发展。
资料来源：周光礼. “双一流”建设的三重突破：体制、管理与技术[J].大学教育科学，20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