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理解中国大学学术治理是解释学术产量剧增、推动学术治理现代化的认识起点。目前，学术界对集中于学术治理过程的“学术锦标赛制”和“学术发包制”以及着眼于宏观制度架构的“学术单位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但对存在于学术治理前期的“学术动员”关注不足。学术动员通常是动员主体通过项目设立、政策发布、指标下放、利益诱导、宣传鼓动、榜样示范等手段，借助“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促使动员客体达到观念上的服从、认同乃至内化，从而调动客体积极性使其被动或主动地响应并参与到学术事务之中。在治理语境下，学术动员具有三重意蕴——作为治理工具的学术动员、作为治理实践的学术动员和作为治理制度的学术动员。基于动员规模与动员方式，学术动员可划分为大规模刚性动员、局部性刚性动员、局部性柔性动员和大规模柔性动员4种理想类型。它们既有各自特定的适用范围，又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学术治理实践。在实践层面，当前学术动员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上下互动、纵横交错的多层级动员机制，尤其是以行政力量为依托的“动员目标—组织建设—动员执行—检查验收”的动员链条成为其显性的运行机制，“接受动员—目标拆解—再动员”的动员链条是隐形的衔接机制。从制度更迭角度看，学术动员1.0版本是作为“运动型治理”的表现形式而存在，属于非常规治理模式；2.0版本是非常规治理的常规化，如今治理疲软现象时有发生，故而从“结果导向”到“以人为本”的实践转向可能是学术动员的3.0版本。

关键词：学术动员；学术治理；治理模式；中国特色

自2004年开始，我国科研成果产出数量堪称“爆炸式增长”，呈现出“世界科研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近20年来中国学术成果激动人心的增长？不少研究者试图对该现象背后的支配逻辑加以解析：第一种观点是“学术锦标赛制”，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第二种观点是“项目制”或“学术发包制”，如熊进、李立国、解德渤、曹妍等学者主要使用“发包—抓包”的关系，解释了不同行动者如何展开“自上而下”的纵向互动机制。第三种观点是“学术单位制”。但在“学术单位制”的宏观制度架构之下，与“学术发包制”和“学术锦标赛制”一并发挥作用的还有其他制度安排吗？

2015年“双一流”政策发布以来，各高校的学科建设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科研项目申报、学术成果评奖、“帽子人才”申请等活动均展现出一副“人人参与”的火热景象。这种愈演愈烈的现象背后除了“学术锦标赛制”“学术发包制”“学术单位制”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实践机制——“学术动员”在发挥着直接作用。每一位身处大学之中的教师都有直接体验，大学、学部、学院等经常开展动员大会以调动组织、群体或个人的参与积极性，这与“战前动员”可谓异曲同工。因此，我们可以借助“学术动员”这一新概念来描绘集中于学术治理前期复杂的动员场景，给出我国学术治理呈现繁荣之景的另一种解释，继而为理解并完善中国大学学术治理提供新视角、新思路。

动员首先源自军事领域，即紧急状态下的军事动员，后来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都有着广泛应用，从而衍化出政治动员、社会动员的实践形式。当动员实践进入学术领域，就会涌现出大量的学术动员现象。通过对我国大学学术动员现象的简单勾勒，我们可以发现学术动员与军事动员、政治动员、社会动员的区别所在。在此基础上，学术动员的概念版图愈加清晰，即“作为治理工具的学术动员”“作为治理实践的学术动员”和“作为治理制度的学术动员”三重意蕴相互联结、缺一不可。

（一）对学术动员的简单勾勒

如果把“学术动员”视作一幅画卷，它应该是一幅水墨画，我们需要对其进行简单勾勒。这幅画既有“着墨”之处，也有“留白”地方，其中“着墨”之处是大家容易观察到的，往往以动员大会的形式表征出来。除了动员大会的“着墨”之处，容易被忽视的“留白”也是在学术动员画卷中需要解读的元素。概言之，学术动员通常是动员主体通过项目设立、政策发布、指标下放、利益诱导、宣传鼓动、榜样示范等手段，借助“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促使动员客体达到观念上的服从、认同乃至内化，从而调动客体积极性使其被动或主动地响应并参与到学术事务之中。

（二）学术动员与其他动员形式的区别

学术动员与军事动员、政治动员、社会动员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我们需要格外关注几种动员形式在动员主体、动员客体、主客体关系、动员手段以及动员目的等维度上的区别，如下图所示，以更全面、更深刻地凸显学术动员的特殊性。

（三）学术动员的三重意蕴

学术界关于“动员”形成了3种学说：工具说、实践说与制度说。其中，“工具说”强调动员是治理主体使用的一种治理工具或手段；“实践说”主张动员是治理主体发动人们积极参与其中的具体活动；“制度说”认为动员是以科层制为核心的常规治理失效之时的一种替代机制——“运动型治理”。当我们把动员置于学术治理场景，学术动员就获得了“作为治理工具的学术动员”“作为治理实践的学术动员”和“作为治理制度的学术动员”三重意蕴。学术动员首先是一种治理工具，然后是一种治理实践，在根本上是一种治理制度。工具是实践的手段，是制度的载体；实践是工具的运用，是制度的表征；制度是工具的靶向，是实践的尺度。三者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共同构成学术动员的概念版图。

“治理工具”是理解学术动员的第一道密钥，属于学术动员的基本意涵。“治理实践”是理解学术动员的第二道密钥，属于学术动员的具体表征。“治理制度”是理解学术动员的第三道密钥，即学术动员属于“运动型治理”的范畴，“从组织学角度来看，常规机制与动员机制是两个互为替代的治理机制，有内在的紧张和不兼容性”。

最能体现动员特征的2个维度是动员规模与动员方式。根据规模大小，学术动员分为大规模动员与局部性动员。根据方式差异，学术动员包括刚性动员与柔性动员。以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为方法论指导，我们可以将学术动员抽象为4种类型，如下图所示。这种划分不仅有助于人们从理论层面洞察不同类型学术动员的特征，而且可以帮助实践者根据不同情景选择恰当的动员工具。

图文来源 | 重庆高教研究（有部分删减）

校对审核 | 陈妮

图文编辑 | 周航、陈妮